中国三大干部学院法治课讲什么

  为了让“最后的钉子户”签下拆迁协议,某地政府“破例”为他开出了超过“第一户搬迁群众”10倍的价码。但13万元与180万元的巨大悬殊带来了什么结果?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课堂上,刘哲昕教授抛出的问题,引起厅局级领导干部学员的深思。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复杂多发的社会矛盾对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深刻挑战。着眼于执政能力培养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侧重于作风建设培训的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和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在10年前的2003年6月同步建设。按照中央的安排,三大干部学院的主业是轮训厅局级领导干部。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三大干部学院共培训了包括厅局级领导干部在内的学员17万人次。课程设置亦紧跟时代需求,自始至终贯穿着法治内容。

  在社会矛盾处理中,引入法律思维,让经过了充分博弈、成为社会矛盾最优解决方案而固定下来的法律制度发挥作用,社会博弈成本将会降到最低。

  无论10年前,还是现在,到浦东干部学院培训的厅局长们,几乎都要上一门叫做《领导干部的法律思维》的课程。它是一门地地道道也别出心裁的法律课。

  在一次对某市某区同一地块的拆迁补偿中,第一户搬迁的群众获得了13万元的补偿款,而最后一户搬迁的“钉子户”在面积相当的情况下,最后竟获得了180万元的补偿款。“拆迁博弈”是主讲人、浦东干部学院法律与人文综合教研部主任刘哲昕教授在这门课上常讲的话题。

  当政府区别对待,当13万元与180万元的巨大悬殊让人们普遍感到了不公平,结果会怎样?刘哲昕抛出了问题。

  听课的领导干部悟出来了:正是缺乏公正性、透明性和确定性的补偿标准,诱发了拆迁户与政府之间重复博弈,政府推进拆迁变得更难,政府的公信力与整个社会对于公平公正的渴求与信仰都在遭受着沉重打击。

  在社会矛盾处理中,引入法律思维,让经过了充分博弈、成为社会矛盾最优解决方案而固定下来的法律制度发挥作用,及早建立起一个稳定、公平并得以严格执行的规则,社会博弈成本将会降到最低。

  引导领导干部运用法律思维发现和解决矛盾的能力,是课程开发者刘哲昕在2004年开发设计《领导干部的法律思维》的初衷。

  “你不能用产生问题的同一思维方法来解决问题。”刘哲昕引用的这句爱因斯坦经典名言被许多学员记录下来。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官员,如果屡遭失败,那么一定要懂得反思和改变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路径依赖。很多领导干部从这堂课开始,有意识地审视自己的思维方式。

  “从我多年教学的体会看,领导干部大多在思维方法上有独到之处,拥有一种运用规律的能力,掌握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核心。”刘哲昕说,领导干部对于思维方式的接受程度和认识程度都非常“与众不同”。

  这门课受到了厅局长们的极大欢迎。在浦东干部学院的历史上,它是开出的第一门课,也是学员评分最高的一门课。

  领导干部领悟出: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手段,法律是渗透于生活之中的思维方法,法律的魅力体现在对社会生活内容高效、有序、可持续的组织安排之中。

  教学中,领导干部亲眼所见运用法治思维有序开展社会管理的大规模实践,是由一位曾任法学教授的区委书记主导设计的全新社会管理模式。

  闵行区委书记孙潮,从政之前是华东政法大学的法学教授。他出任闵行区委书记后,统筹设立了一个大联动中心。市民只要拨通“962000”,一个电话打到中心后,中心电脑平台就会自动分配,将市民反映的情况转到对应的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电脑上,老百姓找政府办事变得简单。

  据介绍,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闵行区改革前也面临执法力量不足、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后来该区整合了所有的末端执法力量,将城市管理部门、执法部门人员,以及社保、交通、综治等协管人员1.84万余人,整合成以交巡警为主的街面网格、以居委会干部为核心的小区网格,不断巡逻,非法行医、群租房屋等一批城市管理中屡禁不绝的“老大难”问题被纳入了日常监督的视野。

  领导干部在闵行边看边听,这种现场教学方式,是中央组织部对三大干部学院教学规划当中的重点方式。它让改革开放的现场转变为课堂,将改革创新的素材变成教材。

  现场教学增强了学习的经验性,让学员直接受启发。通过闵行之行,领导干部在亲眼所见当中,领悟出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手段,法律是渗透于生活之中的思维方法,法律的魅力体现在对社会生活内容高效、有序以及可持续的组织安排之中。

  半天现场教学结束后,当天下午,法学专家、闵行区委书记孙潮开讲《法治政府与社会治理》一课。此时,实践者转变为老师,讲述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理念是如何逐渐形成的。

  这一门课程是教学管理者刘哲昕所认为的,理论、实践、思维“三位一体”教学的模范课程。

  当一个人、一个国家真正具有“内在自觉”的文化习惯,便不仅尊重法律规范,而且可以顾全那些法律制度很难进入的细小领域,自觉而深刻地捍卫法治的精神与尊严。

  与浦东干部学院的教学内容不同,井冈山干部学院和延安干部学院,更强调营造出历史氛围,让领导干部在中国创建的艰难曲折中、在自创建伊始即执法严格的行动中以及严格执法所带来的治国治党成效中,自觉修身自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规定了定罪量刑标准,是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反贪法规。在井冈山干部学院的课堂上,教学科研部办公室主任肖居孝教授告诉学员,这标志着党开始依靠法制反对贪污浪费。

  陕甘宁边区基本延续了中央苏区时期的立法格局,《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38年颁布,规范干部行为,力反。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主任赵耀宏教授告诉领导干部。

  立法从严,执法亦然。即便是劳苦功高、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肖玉壁,即便是把自己的牛奶证让给他,但一旦发现他贪污,的指示仍是斩钉截铁的:按照法律规定办,坚决惩治,不许迁就。

  从严治党,就要自始至终勇于接受监督。即便是某位时任同志的弟媳妇耍威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也敢于公开点名批评。肖居孝教授收集全了所有的《红色中华》,发现它定期推出“检举运动专号”,专登群众举报、读者来信。

  依靠法治、依靠监督,中国建党初期从严治党的震慑作用强、管理效果好。正是这样一种从严治党的思路,让党风政风明显好转,让新生政权存活下来。

  接下来,走进课堂的,是居住在井冈山、延安的革命后代。他们坐在领导干部身边,向他们讲自己的爷爷奶奶,“老一辈革命者理想信念坚定,终其一生对亲属严格要求。”

  带着对前辈创业时洁身自好的思索和感叹,领导干部随后踏上了先辈们走过的小道。酷暑时,他们走了一段,累得就要虚脱。体会中国取得政权的艰辛不易,非得是这样“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才有刻骨铭心的效果。

  当中央高层意识到,许多官员出问题往往不是出在能力上,提升政治操守便成为迫切的战略任务。在提升领导干部政治操守的教育当中,历史的演进与经验,是党教育一代又一代领导干部的核心资源,也是井冈山、延安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教学地点的独特教学优势。我国这样一个重史的国度,见贤思齐、修身内省的文化传统,让挖掘和了解革命史具有了现实意义,让官员对照前辈自我净化、自我反省,用先哲圣贤、革命前辈的价值标准不断检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成为可能,这是一种超越于制度约束的内在自觉的建立过程。

  一套完整高效的法律制度,可以为社会提供一份有效的约束;而发自内心的自觉,则可以将这份约束升华为习惯、甚至是自由。当一个人、一个国家经历了长久的操练和浸淫,真正具有了这样“内在自觉”的文化习惯,便不仅尊重法律规范,而且可以顾全那些法律制度很难进入的细小领域,自觉而深刻地捍卫法治的精神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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